谢半仙的偶得斋

中国的曲艺艺术以其不息的艺术魅力，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艺术内涵在异彩纷呈的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被称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奇葩。

但近些年来，世界信息化发展的进程非常迅速，而曲艺却仍然以其固有的相对落后的方式传播，严重的限制了它的发展速度，约束了人们对它的欣赏和了解。而恰恰在这几十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侵袭下遭到了严重冲击，渐渐失去了它的固有群体，甚至在很多人潜意识中有一种鄙视本民族文化的不良习气，这是十分可悲的。曲艺的处境也十分令人担忧。                   

北方曲艺论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一群深爱着曲艺艺术的年轻人发起创建的。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曲艺艺术，我们将义无反顾，哪怕我们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但毕竟我们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而努力过了，这才是最大的意义。当然振兴曲艺艺术绝非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需要所有真心喜爱曲艺的有识之士献计献策，竭尽所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我们至爱的曲艺走向新的高峰而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也一定会实现！

 

即日起北方曲艺论坛试运行，欢迎大家测试
http://www.bfquyi.com 
  

关于网站

      由于在网站的建设上遇到了困难，我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建立自己的论坛。将原本网站设计的几个栏目在论坛中加以体现。原计划网站设想是这么几个栏目：曲艺基础，曲艺研究，曲艺新闻，演出信息，名家风采，论坛，顾问团，曲艺沙龙，曲艺讲堂。

曲艺基础打算是分为曲种介绍，曲艺文本，曲艺名家，曲艺名词。

曲艺研究打算包括曲艺历史，曲艺逸事，曲艺老唱片，曲艺网文四个部分。

曲艺新闻报道曲艺界发生的新闻

演出信息报道京津两地的曲艺演出信息。

名家风采 打算是每两周更新一次。介绍曲艺名家，并配以音像资料。

名家顾问介绍咱们网站的顾问

曲艺沙龙打算两周左右更新一次。介绍我们搞的活动

曲艺讲堂播放独家制作的名家讲座。

现在的打算是将上述栏目所实现的功能和表现的内容化到论坛当中。怎么个化法我想与仁兄们商榷。望大家各抒己见。那些可以合并？那些可以作为置顶贴处理？

关于活动

一．    听书看戏话曲艺

此活动将鼓曲，评书和京剧结合。具体操作为2—3小时的时间以一个故事为题材，先由评书介绍故事的情节，再分别表演鼓曲和京剧。这个活动拟于首经贸京剧协会合作，由其提供场地，我站负责组织策划整个活动。拟一月进行一次（注：京剧亦可采取放录像方式）

 

二．    名家讲坛

此项活动将邀请德高望重的专家名票进行专题讲座，初步打算与合适的大学曲艺社团合作。将演讲内容定位在普及，将由青年演员亲身示范。本活动拟隔月一次

三．    曲艺学堂

此项活动定位于教授曲艺表演的基本技法。将邀请基本功扎实的年轻演员亲身教授。本活动拟隔月或每月一次。

  以上皆为余下不成熟之想法，望各位仁兄贤弟，或者素不相识但支持曲艺事业的老师朋友提出宝贵的建议意见，并欢迎更多同好的参与。

 

赵学义
　　(1944- 2006)，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1958年考入天津市曲艺团，先从师桑红林，后又得骆玉笙亲授。1961年正式拜白云鹏入室弟子闫秋霞为师，成为白派京韵的第三代传人。
　　赵学义天资颖悟、学习勤奋，40年的舞台实践，各方面的吸收熔铸，使她在继承和发展白派京韵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在鼓曲音乐改革方面，她锐意创新、辛勤耕耘，成果丰盛。这在她个人新演唱的曲目和为其他演员新谱写创作的众多不同曲目中均有出色的展示。
　　赵学义的演唱，充分展现了白派的委婉精致、朴实清雅的风格，更突出显示了女性心怀、注重抒情的表叙。 她的内在情感、 文化气质、细腻传神的表情、简约准确的动作，使词、曲、唱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听来亲切柔美，摇曳多姿。
　　1997年由天津文联等单位举办了 “赵学义曲艺教学暨音改成果展示演出” 及研讨会。1999年她荣获天津市文联授予的“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她演唱的《宝玉娶亲》荣获2000年中国曲艺牡丹奖。《赵学义韩宝利鼓曲音乐创作集》于2003年出版。她同时兼职艺术教学，自北方曲校建校之日起，担任兼职教师至今，在培养青年鼓曲人才方面成绩卓著。

 

 

不知从何时起，“保守”成了很多人对我的评价。是的，我反对戏曲曲艺的变态改革，我反对戏曲曲艺资料的盲目共享，我反对充斥于各大频道的无聊娱乐节目。。。。。。以致有人说我心理变态，呵呵。三五知己小聚之时，往往成了叹息聚会，不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以致于又落了个愤世嫉俗的评价，这个听起来比变态好些，。不管怎么说，我和我的那三五知己已经被视为了社会的另类，有时候我总想，真不知是我们变态还是社会在变态。难道这年头好玩意都得连根滥？算了吧，还是莫谈国事吧。

 

梁思成，建筑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林徽因的丈夫。早年受父亲影响，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后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完成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是把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当成命根子的人。

　　梁思成，是清末大学者，政治家梁启超的长子。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梁思成出生在日本东京。十一岁回到北平。梁启超很注重儿女们的国学教育。在家里设学堂。每逢寒暑假，便在家中开课。亲自给他们讲《论语》，《孟子》。

　　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就是当时的留美预备学堂．他学业优秀兴趣广泛．既是体育健将，又是合唱团团员，还会吹小号，长笛．梁启超此时已渐渐消隐于历史舞台．他更希望他的儿女们能够专攻文化，从事学术研究．

　　而这时梁思成的梦想是当一个雕塑家．

　　他最终却没有成为雕塑家．他的人生道路离不开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他的父亲梁启超，还有一个就是才女林徽因．

　　1920年，曾被诗人徐志摩苦苦追求的林徽因随父亲从英国回到北平．19岁的梁思成第一次见到17岁的林徽因，当他敲开林家的大门，一个小仙子一样的美丽女子站在他面前，聪慧的目光如水晶莹。第一眼便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而林徽因的一番话则改变了梁思成的人生．

　　梁从诫:当我父亲第一次去拜访我母亲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父亲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我母亲告诉他，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父亲喜爱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这是两个个性如此不同的人．林徽因活泼热情，梁思成稳重深沉．然而，因着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两颗心越来越近．这时，在父辈的安排下，两人结伴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

　　宾大有个藏书丰厚的图书馆，建筑系的教授也很有名．而梁思成沉迷于看书画图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中国同学相约出外郊游．梁思成仍在画图．同学们与林徽因打赌，问她是否能请得动梁思成一同出游．林徽因特意换了身儿好看的衣服，神采飞扬地敲开梁思成的画室．梁思成饶有兴趣地跟林徽因讲起了他正在研究的一处古建筑的结构．林徽因好几次想打断他．．．最后林徽因硬着头皮跟他说：跟我一起去郊游吧．我都跟人打过赌了，你不去太不给我面子了．梁思成却说：你跟他们去玩吧，我还要画图．林徽因只好失望地一个人走了．这样的事情在这对小情侣间常有发生．

　　宾大建筑系老师经常布置一些别出心裁的作业．他们有时让学生为毁损的建筑做修复设计，有时让学生重新设计凯旋门，纪念柱．

　　每当此时，林徽因总是很快就画出草图，然后，又会因为采纳不同的修改意见而丢弃这张草图．灵感不断，反反复复．

　　就在她认为自己不可能完成这个设计时，梁思成来到她的身边，以令人惊叹的绘图功夫，迅速，清晰而准确把林徽因富于创造性的图纸变成精彩的设计作品．

　　林徽因也承认自己是个兴奋型的人，而梁思成的沉稳和林徽因形成了最好的互补．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与合作，在以后共同从事的事业中，一直保持了一生．

　　关肇邺:他们俩就像李清照和赵明成．．．

　　从美国回国后，梁思成受聘于东北大学，在那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后回到北平，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中国古建筑野外勘查和测绘工作．为编写《中国建筑史》收集资料。

　　“桥是那么伟大，但也能娇小妩媚。秦少游为“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的绚丽景色所动，李肩吾爱看“直下小桥流水，门前一树桃花”，欧阳修更痛快，他偏喜欢“独立小桥风满袖”，多么潇洒！”

　　这段文字出自梁思成的野外勘测笔记，谁能说这时的梁思成不更是一位诗人呢。

　　这些笔触细腻生动的图纸是梁思成在宾西法尼亚大学读书时的作业．现在保存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资料馆里，供学生们借阅．而梁思成一生绘制的图纸数不胜数．

　　从青年时代到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没有放下过手中的三角尺和鸭嘴笔。他喜欢画钢笔画，也喜欢画水彩。而他画得最多的是古建筑精湛的建筑图和建筑设计图。那是无数个灯下的不眠之夜，发现之后的记录，思索之后的创作．．．

　　梁从诫：早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时，梁思成就发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惟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那时他就立志要写一本中国建筑史。

　　梁再冰: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间，为了收集编写中国建筑史的资料，梁思成与当时营造学社的同仁们跋山涉水，跑了２００多个县，调查研究了２０００多座古建筑和早期造像石窟。

　　当时的中国民生凋敝，他们的野外调查也异常艰苦。在一篇调查日记里这样写着：“６月２８日，。。。行三公里雨骤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

　　就是这样，他们却甘之如饴。当一次次他们在山野间发现那些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的古建筑，那一砖一瓦，一根立柱，一处斗拱，一尊雕像，在梁思成的眼里，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漫不可信的变迁”――梁思成  林徽因

　　独乐寺，赵州桥，应县塔，佛光寺。。。。。它们或建于汉朝或兴于唐代．为了拍摄应县古塔的照片，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莫宗江差点从六七十米高的塔檐摔下去．而当他们终于在太原五台山寻找到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大佛光寺时，他们兴奋地像孩子一样欢呼起来．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及整个庭院一片红光．他们将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

　　然而，战争爆发了。连天的战火对古建筑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他只能尽自己最大限能地加紧对中国古建筑的野外勘察和记录．企图在战火破坏它们之前留下些资料．而当他听说美军要轰炸日本奈良时，他坐不住了。

　　他知道，日本奈良有着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他不能想像炮火顷刻之间使它灰飞烟灭。然而，他目睹日本人在中国的侵略暴行，林徽音的三弟林恒，是一个年轻的空军飞行员，刚刚牺牲于对日空战。他的内心激烈地斗争着．．．在１945年初,美军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梁思成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森上校陈述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布朗森不明白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保护日本的古建筑，但是美军指挥部还是高度重视梁思成的建议．美国的原子弹终于没有投向奈良．

　　如今，奈良风景依旧．许多奈良人还记得梁思成这个恩人。

　　1940 年，被战争所逼，梁思成一家随营造学社从昆明展转到四川李庄．

　　就在李庄，家中实在无钱可用的时候，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然而，梁思成却总是乐呵呵地。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着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那个简陋的办公室去。那时，林徽因因为肺结核久治不愈已经卧床不起，梁思成的脊椎病也恶化到画图时要拿个花瓶支着下巴。但却是在李庄，梁思成完成了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建筑史．

　　从１９２８年在东北大学创办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到１９４６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作为高校建筑专业的开山人物为中国的建筑教育事业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以及他的幽默与宽容仍然深深印在学生的记忆里。

　　对于要培养什么样的建筑师，梁思成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一封给学生的信中写到：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地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行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纪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十分地繁难，你们的责任十分地重大。

　　王其明:梁先生以自己的建筑观为体系，提出“体形环境”设计的教学体系，他认为建筑教育的责任已不仅仅是培养设计个体建筑的建筑师，还要造就广义的体形环境的规划人才，并将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

　　北平解放了．梁思成在清华园里比别人更早地感受到了这个新政权的英明之处。

　　林洙:解放前夕，一天晚上，两个解放军来到梁家。他们摊开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并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这使梁思成夫妇惊诧得几乎跳了起来，感到喜从天降．

　　解放后，在教课的同时，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被邀请参加北京城的建设规划。

　　梁思成曾以诗一样的语言向周总理描述：北京古城四周雄壮的城墙，城门上巍峨高大的城楼，紫禁城的黄瓦红墙以及美丽的街市牌楼……他不遗余力地建议保护北京城墙。他是那么钟情于它们。关于它们他有那么美妙的构想：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乐。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以改造成图书馆。护城河可以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

　　然而这只是一个文人的浪漫梦想而已。随之而来的一切现实却非他所愿．北海团城被拆了，天安门东西两侧三座门被拆了，古城墙被拆了……

　　这是如今残留也是惟一仅存的一段城墙，它位于北京城的东南角．而绵延数百里的北京古城的老城墙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被拆光了。对于深谙其文物价值的梁思成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痛苦迷惑的了．

　　当北京古都已然消失之后，曾经竭力想保留其历史原貌特征的梁思成，就注定要成为人们不断提及不断感叹的人物。

　　林洙：五十年代在听说自己曾经勘察过的河北宝坻建于辽代的三大士殿要被拆除，思成立刻向河北省政府反映，希望无论如何把这座辽代的古建筑保存下来。有人反对说：辽代的建筑又怎么样，反正是个没用的破庙，不如把这些辽代的木头拿去造桥，还能为人民服务。硬是给拆了。

　　后来，梁思成在不被人理解时，常感叹地说：“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啊”

　　走在今日的北京城，你已想像不出当年北京古城的样子．你会在某一处的雕梁画栋前流连忘返，合影留念，是因为你能够感受到历史的脚步曾在这里驻足．它并不比某个夕阳斜下的时候，当你蓦然看见胡同口的老房子上那一蓬衰草更让你感动．因为我们不是梁思成，我们不能理解他当时的想法。

　　当历史的风烟散尽。人们再回忆起这位中国建筑史上的国宝级人物，一位真正的建筑大师文化大师时，在这片他深深挚爱的土地上，仿佛看见了人间四月天。那是一句爱的赞颂，为所有真实美好的情感，为那曾经的懂得。即使它已无形可循，却在空气中四处弥散。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林徽因

 

 

 古城墙灰飞烟灭，胡同数量迅速递减，四合院被大量拆除……北京城正在迅速现代化，以往那种镇定的气象和纡缓的心情已荡然无存，古都风貌面临严峻的考验。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保护古都风貌成为当务之急。10月16日至12月31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进入到最后的论证阶段。北京已经按照“总体规划”行动起来。11月5日，鼓楼东大街环境整治完毕，按照明清老商业街的建筑格局对沿街两侧300余家商业门店进行了整修。鼓楼东大街是《故宫外围缓冲区规划方案》历史风貌保护的街区之一。同时，东城区危旧房改造也成为目前政府和专家们正在研讨的问题。

    值此良机，记者专访了一直从事古建保护并密切关注北京古城改造的罗哲文和郑孝燮两位专家。他们与已故的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单士元一直被称为文物保护界的“三驾马车”。在采访中，两位专家讲述了半个世纪以来北京城发展与古建保护的问题，以史为鉴，希望北京建设一路走好。

    他曾经亲手修补残损的长城，以驴赶路，以羊驮砖；他曾经参与过编纂《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让珍贵文物免于战火；他曾经几乎走遍我国主要的古建筑遗址，参与鉴定与保护。他是能工巧匠，更是建筑大师，他一生都在为保护文物而奔走。他就是文明的守护者———罗哲文先生。

少年师从梁思成

    1924年，罗哲文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农民家里。1940年，16岁的他考入中国当时惟一的古建筑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也是该学社的主要成员。
    刚进入营造学社的罗哲文负责协助整理资料并测绘古建筑。当时的他还是个贪玩的孩子，总喜欢涂涂画画。一次，他闲来无事在地上画画，陶醉其中的神情感染了恰好路过的梁思成。梁思成就让他画个民居建筑，流畅的线条、精准的结构，一幅小图上表现出来的才华和天赋，使得梁思成当即决定由自己传授罗哲文绘图技艺。
    对这个天赋秉异的弟子，梁思成下足了功夫。从理论框架到实践经验，从建筑结构到建筑艺术，从绘图仪器的使用到削铅笔、擦橡皮等细小环节……梁思成耐心地将自己的所学所知悉心相授，使罗哲文从入门起就接受到最规范的训练。恩师的谆谆教诲使得罗哲文开始着迷于古建筑研究。

山羊驮砖修复长城

    如果说进入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为罗哲文从事古建奠定了基础，那么1952年受命修复长城则牵起了罗哲文和长城之间的“不解之缘”。
    1952年，政务院（现国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提出要修复长城向民众开放。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28岁的罗哲文，让他负责制定长城的勘察规划。
    罗哲文闻讯备感兴奋，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断垒颓垣古戍残，夕阳如火照燕山，今朝四上居庸道，要使长龙复旧观。”
    接到任务，罗哲文立刻和几位助手筹划行动方案，并提出建议：首先选择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三个重点段进行勘察、维修。
    建议得到批准后，罗哲文和助手们开始了艰苦的实地勘察。
    通向长城的山路异常崎岖，他们从老乡家借来毛驴，冒着随时会掉下山谷的危险，走大半天，才到达山顶。三个月后，他拿出一份针对八达岭长城的维修计划，绘制了草图，这份草图得到了梁思成的认可。
    不仅是制定规划，罗哲文亲自参与了修补长城，“山路太陡，只能用山羊驮砖，一只羊一次只能驮两块砖。”巍巍八达岭长城，就是这样一只羊一块砖地修复起来的。

为护古建奔走一生

    从16岁至今，66年的奔走中，萦绕在罗哲文心头的不仅仅是长城，泱泱古国庞大的古建遗产，都已经与他血脉相连。
    1985年春天，罗哲文、郑孝燮等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此后，罗哲文参与了起草申报文本。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1次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包括长城在内的6个遗产地全票通过，均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
    2004年11月17日，罗哲文与另外9名专家受聘“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组员，为北京危改工程的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古建筑，被誉为“凝固的历史、民族的记忆”，66年来，罗哲文一直为守护“民族的记忆”在全国各地奔走着。记者采访的第二天，82岁的罗老又要为保护古建一路兼程。

 

从河南、陕西的文物调查到承德避暑山庄的景观恢复，从平遥古城申报世界遗产到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我们总会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郑孝燮。

　　在郑老家中见到他时，他的健谈、他的睿智,他缜密的思维、他爽朗的笑声，让人很难将他与近90岁的高龄联系起来。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文物界有这么一个坚定、执著、身体力行的老人，实乃国家与民族之幸事。

　　因缘际会　城市规划几度春秋

　　郑孝燮，字揆甫，1916年2月2日出生于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郑孝燮离开沈阳，辗转经北平到上海求学。1935年，郑孝燮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中学，并考取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郑孝燮南下武汉，在武汉大学借读；次年又西去重庆，考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大学期间，他刻苦攻读，成绩优异，先后获得“中国营造学社桂莘奖学金”和“基泰工程司”奖学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实施战后恢复规划。时任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的鲍鼎在业界久负盛名，与梁思成共享“北梁南鲍”之美誉。原籍湖北的鲍鼎被湖北省政府请去协助主持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郑孝燮随鲍鼎到该委员会任职，参加“大武汉”规划的资料整理和城市布局研究。这是郑孝燮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开始。

　　郑老认为，历史是根，文化是魂。中国的城市规划已有4000年的历史，文献记载“夏有城郭”，从事城市规划研究，决不能忽视城市的历史与文化。1985年，他在《中国古都规划的“红线”——从隋唐长安和明清北京说起》一文中指出：商周时期，奴隶制国家所需的礼法典制已日趋完备，国都和侯都的城市规划与建筑的等级差别及布局形制，均被列为国家礼法典制，都城的建置规划是钦定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体国经野，都鄙有章”，一直沿传了2000多年，被列为皇家的正典。它规定得很严，必须遵守：包括布局形制、用地区划、建筑选址、用途、高度、形式，以及用料、装修等，均有主次，有秩序。以《周礼》为“红线”，逐渐发展成中国式都城的棋盘式布局、严格分区、中轴对称、重点突出的一整套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形制。这条“红线”贯穿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建设，影响后世达2000年之久。他还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风格和特点，指出中国古代中小城市的“形制”具有很大的共同性，那就是“方正端庄”。这种共同性的“形制”表现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历史文化风格。他又把这种风格归纳为“方型根基”(或称“方根”)，指出：“从民居、商店、作坊、庙宇到衙署，或到王府、宫禁，从里坊到内城、外廓，不论北方南方，沿海内地，都喜欢环境方正……这种到处可见的‘方型根基’是千篇一律的，但是由于场合、用处、组织、用材的不同，或者由于地区、民族等的差异，塑造出的城市与建筑环境则是千变万化的，中国气味的。”

　　任重道远　古建保护匹夫有责

　　郑孝燮出身书香门第，童年丧母，父亲是律师。祖父在军阀混战时期做过奉天省议会参议员，能诗善文，尤爱中国历史与文化。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小小年纪的郑孝燮就喜爱诗词，并对京剧很是着迷。

　　他回忆说，报考大学时，家里人主张他学工矿，搞实业救国，但他从小就喜欢盖房子，执意要搞建筑。在他眼里，建筑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具体体现。

　　1949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郑孝燮受梁思成先生之邀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主要讲授“建筑设计”和“房屋建筑学”等课程，同时给梁思成当助手。梁思成是一位学术巨人，特别重视建筑历史和建筑艺术。这对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郑孝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当梁思成主讲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的课，他就坐到后排去旁听。正是从那时起，他更加沉醉于中国的古建筑文化。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走遍了神州大地，访古探幽，多次为捍卫文物挺身而出。特别是“文革”后，郑老先后任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15年政协委员的生涯中，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历史名城和文物保护的调查研究之中。从1978年开始，全国政协连年组织文物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上报党中央、国务院或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郑孝燮一直是这项专题调查的骨干。他先是任城建组副组长，后来又相继担任经济组副主任和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学建筑出身的他认为这既属于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责任，又能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为社会多做贡献。

　 德胜门箭楼、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古建筑。此外，北京卢沟桥、大钟寺、十三陵、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和天坛等文物古迹的保护，也都有郑老的功劳。卢沟桥这座古桥，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还让它走车呢？现在它就是用来参观的。为了节约资金，少修一座桥，这不是保护的概念。”功夫不负苦心人，卢沟桥现在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中国，文物保护之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文物保护专家很多时候并不为人们所理解。北京的大钟寺，“文革”后政协去调查时，它已被改作工厂。工人对文物专家的工作很是反感。当时郑老已是花甲之年，其他专家的年岁也已不小，面对这群老者，工人们很不客气：“你们都快进棺材的人了，还来多管闲事干嘛？”但是，面对嘲讽和谩骂，专家们没有退缩，没有气馁，他们抱定心思，要将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到底。

　　整体和谐 世遗不能独善其身

　　在全国政协的档案馆里，存放着一份珍贵的文件，其编号为663号。1985年春天，在世界遗产公约签署13年后，全国政协委员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联名向政协递交提案，建议中国申请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组织。这一提案拉开了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序幕。1985年11月22日，中国政府决定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迄今为止，我国已经有30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继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的第三遗产大国。

　　山西的平遥古城是明清时期城市的典型代表，更是中国票号的发祥地，在中外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97年，平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大量的中外游人慕名纷纷前来。但当年平遥的入选却颇费了一番周折。

　　1995年6月15日，国家文物局开会“审议推荐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其中包括：苏州园林、辽宁牛河梁遗址、丽江古城及其他推荐项目的建议及总结。郑老还引用了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保持古城特色的平遥县城规划》一文中的题言：“妥保斯城，务使旧城新貌，两不干扰。”郑孝燮的这些观点得到了侯捷的赞同，最终平遥得以申报，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北京，郑老自然对北京皇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历史上，皇城与紫禁城从来是不可分割的。明清由大太监掌管的专为皇帝管家、提供保卫和供应的内务府就设在里面。皇城的红墙也称萧墙，红墙加黄琉璃瓦，本身就是皇家的标志。皇城占地6.8 平方公里，对故宫进行维护烘托，使雄峙都城中央的紫禁城的气势更加巍峨壮丽。皇城之内布置有左祖右社、三海官苑、皇家寺观和景山，还有内务府系统的衙门及府宅。现在，皇城仍保存着较多的这类低缓、平和、虚实互补的建筑格局，虽然历经沧桑，但整体文态环境仍然能够明确反映出“封建礼制”下森严的等级，有着主体突出、中轴对称、高低错落、内外有别、完美有序的历史文化烙印。皇城保护区从来都具有与故宫密切相连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可以说，皇城是紫禁城的外花园和外院。郑老说，紫禁城是世界文化遗产，皇城也应该是。但郑老也不无遗憾地表示，可惜目前我们对皇城的保护很不理想。

　　年纪步耄耋，理想无止疆。郑老人老心不老，至今犹不懈地为文物保护、历史名城保护及世界遗产保护而执著地坚守着，倾情地付出着。

紫禁城，又称故宫，巍峨屹立于中国首都北京的中心地带，庄重
典雅，气宇轩昂，见证着中国5个多世纪的历史，展示着中国古代建筑
的辉煌。

　　有一个命运与故宫紧紧相连的人，早在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前，就
把他的生命和心血，融入到这个取之不尽的中华文化的宝库中，直到
70余年后，殚精竭虑，耗尽了全部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历史档案
学家和古建筑学家单士元。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ＯＯＯ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二ＯＯ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Ｏ七Ｏ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ＯＯ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Ｏ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Ｏ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ＯＯＯ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1933～ )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北京市人。1933年3月28日生。1952年肄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

 

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1988年任该所副所长。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等。1985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

李学勤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50年代，他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他首创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辞说，继而又就历组卜辞等问题提出两系九组的新分期法。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研究中，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在系统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础上，他对商周时期的礼制、职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后期，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及简帛，从而促使古文字学领域中新的分支——战国文字研究形成。他从1975年起先后参加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竹简等出土文物的整理注释，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进行探索，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李学勤曾多次前往欧、美、澳、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考察研究当地公私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物，与外国学者合作进行搜集和研究，出版了《英国所藏甲骨集》，同时准备出版有关欧洲所藏青铜器的专著。已出版的专著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中国青铜器的奥秘》(1980)、《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古文字学初阶》(1985)、《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主编，1985～1986)等，论文迄今已发表近二百篇，主要有《论殷代亲族制度》(1957)、《战国题铭概述》(1959)、《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1977)、《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1981)、《重新估价中国的古代文明》(1982)、《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1983)、《对古书的反思》(1986)等。

李伯谦先生

　　李伯谦，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2—2000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兼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电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基地等多处遗址的发掘。出版有《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专著，发表论文三十多羔。曾出访美、英、德、法、 日、韩等国和港、澳、台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1995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目前正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