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ＯＯＯ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二ＯＯ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Ｏ七Ｏ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ＯＯ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Ｏ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Ｏ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ＯＯＯ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1933～ )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北京市人。1933年3月28日生。1952年肄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

 

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1988年任该所副所长。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等。1985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

李学勤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注重将文献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牍帛书及其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50年代，他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他首创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辞说，继而又就历组卜辞等问题提出两系九组的新分期法。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研究中，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在系统研究甲骨、金文的基础上，他对商周时期的礼制、职官、家族、法律等方面作了探索。50年代后期，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及简帛，从而促使古文字学领域中新的分支——战国文字研究形成。他从1975年起先后参加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竹简等出土文物的整理注释，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进行探索，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李学勤曾多次前往欧、美、澳、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考察研究当地公私收藏的中国古代文物，与外国学者合作进行搜集和研究，出版了《英国所藏甲骨集》，同时准备出版有关欧洲所藏青铜器的专著。已出版的专著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中国青铜器的奥秘》(1980)、《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古文字学初阶》(1985)、《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主编，1985～1986)等，论文迄今已发表近二百篇，主要有《论殷代亲族制度》(1957)、《战国题铭概述》(1959)、《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1977)、《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1981)、《重新估价中国的古代文明》(1982)、《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1983)、《对古书的反思》(1986)等。

李伯谦先生

　　李伯谦，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2—2000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兼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电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基地等多处遗址的发掘。出版有《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专著，发表论文三十多羔。曾出访美、英、德、法、 日、韩等国和港、澳、台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1995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目前正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的工作。……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僭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伉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忐忑了两个月了，今天四级的分数终于出来了，432。看到了分数我是大喜过望。在我的心中所想，这意味着四级顺利通过了。但稍后，一丝忧虑又上心头。因为教务的老师告诉我今年的分数线四六级考试委员会还没有公布。

想庆祝，又觉得似乎为时尚早，欲伤悲似乎又没有理由。只求苍天助我，能够顺利渡过此关。

 

 

蒋哥即兴赋诗贺我四级过关，记于此，但愿能借蒋哥吉言

          一直揪心两地悬，四级成绩似潼关，

         

          今日忽闻喜讯到，吾弟转运去愁颜。

        

          家人朋友把心牵，工作之事摆在前。

         

          但得一刻时机到，扶摇直上冲九天。 
 后续：

06-6六级和口语报名资格通知

关于2006年6月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 和2006年5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口语考试（CET-SET）报名资格的通知     2005年12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现已公布，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根据本次考试的结果，确定2006年6月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的报名资格为：     2005年6月或2005年12月英语四级考试425分以上（含425分）并修完大学英语六级课程；   2005年6月以前已获得四级证书的在校学生，凭四级证书报考六级。   过了，压在头上的大山终于被推翻了！！！

余自幼酷爱曲艺，初爱相声评书，后痴迷京韵单弦，至今十又余年矣。本欲投名师门下

以求深造，叹资质不佳，遂半途而废矣．然虽未入此门墙，而吾爱之曲艺之心更甚矣．

入大学后，以一己之力创建曲艺协会，虽杯水车薪然余下拳拳之心天日可查矣。自去年

年末始筹划曲艺网站至今已历数月，因囊中羞涩，遂建网站之工程尽托诸好友矣。

难预料远在德国之卢兄近日音空信缈，消息全无，使网站建设停滞不前。今日贴好友张

磊所作网站之主图于此，期网站之进展能获改观。则余下将颇为欣慰矣。

 

 

 

 

 

 

 

２月２６日是嫂子的生日．２月２５日周六，哥哥嫂子在广德楼票戏以贺嫂子寿辰．

 

嫂子扮演的铁镜公主

 

 哥哥嫂子合作的梅龙镇

 

 

我哥和兖苍合作的黄金台

 

 胡老师为首的乐队

 

 

 

 

二哥今日将再赴澳洲，继续学业，兄弟们又将数月不能相见，思想起来，难免伤怀。也只能用"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来形容如今的心情了．

远远异乡之地 ，土人怎知意趣，何人与公称兄弟？那个相伴相依？

盼兄早日归来 ，小弟草庐相聚，把酒临风赏曲艺，试问此乐何及！

 

珍重！二哥

 

 

明天即2006年2月20日乃某二十三岁生日。今天提前小聚，诸好友俱至，深为欣喜。

处人生之低谷之时倍感友情至重。午后，吾等趁酒兴各自献艺，欢喜至极。

 

大合影　　　　　　　　　　　　　　　　　　　　　　　　　　　　　　　　　　　

 

　　　　　　　　　　　　　　　　　　　　　　　　　　　　　　　　　　　　　　　　　　　　　　　　　　　　　　　　　　　　　　　　　　　　　　　　　　我和戏曲曲艺界好友

 

 

 我和足球队的好友

 

 

 

 我们三兄弟

 

 

 

我为大家表演评书秦琼卖马

 

 

 

 

 大哥二哥合作相声　揭瓦

 

 

 

 栾哥和张老师合作相声　考数学

 

 栾哥大哥二哥合作相声　扒马褂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筱派”传人陈永玲先生，于2月15日13时15分在北京冶金医院病逝，享年77岁。

  

    愿陈先生一路走好！

陈永玲先生介绍：

    陈永玲（1929～2006）旦角演员。原名陈志坚。山东惠民人，生于青岛。8岁学艺，9岁登台演出，10岁进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学艺，为“永”字班学员。学校解散后，拜筱翠花为师，刻苦攻习“筱派”花旦。1941年在天津先后于李宗义、李多奎、侯喜瑞、孙毓堃等同台演出，以“小筱翠花”名声誉满津门。1943年组织玲声社。1944年与张春华组班赴沪演出，以《小放牛》、《二进宫》双出连演五十余场，声誉渐振。1947年李世芳逝世后，被补选为“四小名旦”之一。同年拜荀慧生为师。1948年又拜梅兰芳、尚小云为师，博采众长，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其间曾与李少春、袁世海、裘盛戎、叶盛兰、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等同台演出。1951年参加谭富英、裘盛戎的太平京剧社，后转为北京市京剧二团。1953年参加赴朝鲜慰问演出。1954年参加北京市第一届戏曲会演，与袁韵宜合演《村姑与牧童》，获演员二等奖。1956年参加甘肃京剧团，任主演。曾编演了《祥林嫂》、《白毛女》、《洪湖赤卫队》等现代戏。擅演剧目有《贵妃醉酒》、《小放牛》、《小上坟》、《打樱桃》、《拾玉镯》、《铁弓缘》、《金玉奴》、《红娘》、《昭君出塞》、《十三妹》、《穆桂英》等。子霖苍工花脸。2006年2月15日13时15分，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昨天晚上看了一个艺术人生的特别节目，叫温暖2005。白岩松由纪录片《故宫》引出了传统文化守护者的概念。另外一个女主持还给了这个新名词一个评价：热的东西是不用守护的，自然有很多人守护着他。所谓的守护守护的都是冷的东西，这种守护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任何明显的作用的，更不会让人关注。但这种作用是总会显现的。说得挺好。但我没有想到这种铺垫之后上台的嘉宾居然是德刚先生，挺意外的。我发现咱们的媒体都挺喜欢锦上添花的，呵呵。在我心目中，有一些真正的传统文化守护者。由于话题是由故宫引起，那我就也从故宫说起吧。先谈谈当今大家--徐公邦达先生。

 

徐邦达，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蠖叟，祖籍浙江海宁，１９１１年生于上海。徐邦达出身于书画收藏之家，受环境的熏陶，自幼喜爱诗词书画。１８岁时他从苏州画家李醉石学画山水，同时又从赵叔儒学古书画鉴别，后又入书、画、鉴三者皆长的吴湖帆门下。所以，他自青年时期始，在鉴定书法的同时，亦不忽视对文献记载的传记与流派的研究，而尤其重视书画作品的风格与形式。对风格形式的把握，除去视觉记忆之外，他主要是下苦功认真临摹。他说：“要临得像，非一点一画地看，细捉摸不可。临摹一遍，真比欣赏一百遍还要记得清楚，搞得明白。”徐邦达的书法初学柳公权，稍后为了锻炼鉴别能力而临摹百家，学习的范围十分广泛。从早年临画所题的款识看，徐邦达的各体书法均颇得古人神韵。他学过唐太宗李世民、李邕，宋代的苏轼、米芾和明代的董其昌，其后泛学无宗，４０岁以后因埋头于书画鉴定工作，书画成了业余爱好。但因自书诗词和鉴画题跋的需要，徐邦达一直注重于行书的练习和创作，终于在六七十岁时，形成了清润秀雅、韵味独具的自家风格。明代徐渭题画诗谓：“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说徐邦达的书法，不可忽视的是他还是一个画家。无论在创作观念还是艺术风格，乃至具体的用笔、结字、章法、用墨上，“画家书法”都给“书家书法”许多新的启示。总体上看，画家书法比书家书法多了一层“画意”。这种“画意”并不等于画，它是在书法创作中透露出的一种“画”的气息。所以说笔墨到了徐邦达的手里，这种气息自然也会脱手而出。观徐邦达自成一家的行书，给人以峻拔崎岖、汪洋恣肆的美感。他作书舒缓而有节律，运笔以静制动，不仓促紧迫，不弱也不霸，沉稳自若。他的行书笔墨酣畅淋漓，结体自然舒展，粗壮如牛健步，细密如龙蛇逶迤，线条疏密相间，行中带草，体圆用方，极尽笔法变化。其结体以苏东坡、米襄阳为主，取苏字之态浓意远、米字之尽秀极妍。他上溯李北海以厚其气，下参董其昌以畅其韵，再辅以过目不下数万件书法名迹的滋养，终使作品透溢出一种博大深远的气势和韵味无穷的神采。由于作品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积淀的人格气质，更使徐邦达的书法在风格上与其他书家拉开了距离。徐邦达历经七十多年的探索，积多年的体悟和实践，在出入米芾并广取博收集大成后逐渐形成了自家体制。其书体以行为主而略杂草法，结字取法米芾，又汰去米氏夸张、故作姿态的习气，务求圆润婉转，又加之画家的优势，使他的作品墨色清新秀润，线条富有弹性而质感强，观之大有“方寸天地见宇宙，笔走龙蛇写春秋”之气势。

艺术追求的本质在于向无限发展，进入广阔的审美空间，形成想像艺术，在有法与无法、师古而不泥古中创造新意。徐邦达正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近年作书，风格更趋于秀中带苍，雅中含浑，心手双畅，进退裕如，可谓已达到娴雅而超逸的境界。

细读徐邦达的书法，回顾他在创作上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让人感觉到他在艺术实践中的冷静与自信。或许来自性格的必然，或许来自传统的影响，或许来自清醒的审美判断……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其结果都显示出他的艺术修养。在我看来，徐邦达书法中所透露出的传统文人画家的风格情趣最让人称道，所散发出来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涵养，更是富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

  徐邦达先生，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晚号蠖叟。原籍浙江海宁，一九一一年生于上海。家中富收藏，幼年即接触大量古今字画。十四岁开始习画，从苏州老画师李醉石学习绘画，从赵时枫学习古书画鉴定知识。稍后，又入当时海上著名书法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书画与鉴赏能力日进，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鉴古书画闻名于江南。一九三七年协助上海市博物馆办理“上海市文献展览”中的古书画征集、检选、陈列之工作，受叶恭绰先生之托撰写《古书画提要目录》。一九四九年，被骋为上海市文管会顾问。1950年，经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局长推荐，调至文物局文物处工作。1953年后，转至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书画鉴定研究工作至今。

 

几十年来，徐邦达先生饱览清宫所藏历代书画珍品及国内外公私收藏不可胜计。1978年起，受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之邀，与启功、谢稚柳、刘九庵等先生组成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专家组，甄别、评骘国内各省、市、自治区文博单位所藏历代书画作品，历时八年，成《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多卷，为我国古书画研究和博物馆建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80年代以后，多次出访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考察海外流失中国书画并与国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取得多项学术成果。

    

    著有：《古书画鉴定概况》、《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改编历代流传绘画年表》、《古书画伪讹考辨续编》等。

    

    

    文物、收藏界的人都知道，故宫博物院有个徐邦达，人送雅号“徐半尺”。意思是说他独具慧眼，鉴定书画时，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已辨出真伪，故海内外奉他“华夏辨画第一人”之美誉。中央电视台曾以“国宝”为名，为他摄制专题片。从此，“国宝”之称不胫而走。这个被称作“国宝”的老人，为了保护 国宝不遗余力，数十年如一日，因而又被人称为“国宝护神”。

    

    徐先生一生著述甚丰，迄今已付印的著作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等，还有一部启动于四十年代末，经过数十年边撰写、边修改、边出版的《古书画过眼要录》，累计一百六七十万字。这部著作是带有总结性的鉴考记录，资料翔实，包含大陆及散落海内外的中国古书画珍品，有鉴有评。

    

    出身商贾之家的徐邦达走上了从艺之路，刚出道就栽了个大跟头

    

    徐邦达祖籍浙江海宁，1911年出生在一个富殷的商人之家，家中富藏古书画。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成长，他天性中有了一分对书画的亲近。还在少年时代，就开始浸淫于家藏的书画之中。

    

    其父徐尧臣，虽为商贾，却性情儒雅，喜好文墨书画，在做丝绸生意之余，凡过眼名家书画，只要相中了，便会不惜重金购进收藏。

    

    徐先生能有今天的成就，首先应该感谢开通的父亲。自古商贾，总是期冀自己的子女擅计锱铢，早早接过祖上的家业。但徐尧臣却非如此。当他发现儿子对书画的痴迷和超常的禀赋，就聘请了颇有名气的“娄东派”后劲画家李涛(醉石)来教儿子学习山水画。

    

    初学伊始，徐邦达就系统地临摹了历代山水圣手名作。同时，他又师从赵时桐先生学古书画鉴别，久而久之，他对各家运笔技法的揣摩鉴别，皆有心得。为博采众长，他又入书、画、鉴三者皆长的吴湖帆先生门下，也曾师从冯超然、陈定山诸名家。

    

    自浸淫丹青起，徐邦达就是创作与鉴别学齐头并进的。这是他的特殊点，也是他高于单一书画家的地方。

    

    徐先生画名日隆。当年与他一同寓居上海的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人，时常一起雅聚，论书品画，探讨切磋。

    

    经年之后，徐先生在回忆当年情景时写道：“那时我们同住在上海市武康路一所僻静的小楼中，其中有一间北屋布成日本的榻榻米式，方席寻丈，壁饰诸友合作的长幅杂画，不时邀集斯文朋友，对坐其中，吟诗作画，以消长日。那时经常见面的艺术界朋友有杨清馨、郑午昌、张碧寒、王纪干、陈定山……”

    

    如今鉴别书画一言九鼎的徐先生，当年第一次实践鉴别就栽了跟头。

    

    18岁那年，他看上了一幅据说出自王原祁手笔的画。王原祁与王时敏、王鉴、王并称“四王”，位列清初六大家。徐先生一向偏好四王的画，他细细审辨良久，终以20两黄金的价格购下。可后经明眼人鉴别，他重金换回的竟是赝品!

    

    1937年夏，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徐邦达应邀协助这一展览的古书画征集、检选、陈列工作。这是他正式涉足鉴别的开始。

    

    展览之后，博物馆的董事长、收藏家叶恭绰先生，又延聘徐邦达撰写了《上海市文献展览古书画提要目录》。痛惜的是，徐先生的这部处女作因为“八·一三”事变，叶先生匆忙离沪而不幸佚失。

    

    四十年代，徐先生的画艺已名噪江南。抗战胜利后，他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此后一年，他又应聘为上海美术馆筹备处的顾问。这期间，徐邦达在沪举办了自己第一个画展。

    

    四十年代末，徐邦达迁居嘉定县城。在这里，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及诗词，鉴赏水准也随之提高。回忆此间生活，他说：“与画友孙祖勃君朝夕过从，讨论艺事，最为欢洽。”

    

    《古书画过眼要录》正是从这时开始编撰的。当然，此时的徐邦达并没有想到这部书会延续一生。

    

    　为觅国宝他当起了“侦探”，短短数年，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成了佚失国宝聚汇之家

    

    新中国成立，徐邦达与大收藏家、鉴定家张珩一道，被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聘为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后调至北京就任中央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从此，开始了以收集、鉴定古书画文物为主的生涯。

    

    1953年秋，徐邦达赴故宫博物院参与绘画馆的筹建。

    

    新中国初创时的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书画卷册就更微乎其微了。紫禁城的藏品，除一部分古书画卷册被溥仪带到东北，大部分散落民间；其余九成以上在解放前夕运去了台湾。

    

    摆在徐邦达等人面前的是如何才能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藏品尽快丰富起来。为此，他跋山涉水奔波于各地，悉心察访。任何一点信息、一点线索，他都不放过。赵孟是元代著名书画家，是开山水画新风的大家。大概因其书名太盛而掩其画名，传世画作相对较少，愈显珍贵。他仅存的几幅画卷皆为皇家收藏，《水村图》就是其中一幅。

    

    北京琉璃厂，是徐先生经常光顾的地方。1953年一天傍晚，他照例来此徘徊，无意间竟在宝古斋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店老板告诉他，前天有个来自东北通化市郊县大栗子沟的老者，到店里称其家藏有许多珍稀古书画，并开有一个单子，其中就有《水村图》。

    

    老板见老者灰头土脑一副乡下人打扮，加之自己对古书画价值也有些懵懂，就没把这当回事。现在说给老相识徐邦达听，也只是聊博一笑。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徐邦达仔细看了单子，心一下就被《水村图》勾住了。

    

    他记下单子的主人姓王，立即与东北的文物机构联系，点名要《水村图》，请他们快些派人到大栗子沟收购。去者是个书画鉴定的门外汉，花了200元，购得一帖有赵孟署名的卷册。

    

    徐先生展开那购回的卷册，简直哭笑不得。赵孟的山水画，采用的是干笔勾皴的方法，姿态纵横，轶出旧轨，此卷虽墨色斑驳，年代久远，但绝非出自赵氏之手。为了《水村图》真迹，徐先生找到一位熟识的文物商，委托他去东北收购《水村图》。这位文物商到大栗子沟，与王姓老者消磨了许多时日，交上朋友。闲聊中文物商得知原委，原来那位收购员是以官方身份出现的，王氏怕露了底被国家无偿征收，所以才以假充真糊弄了他。文物商凭借私商的身份，以8000元买下《水村图》带回北京，徐邦达仔细鉴别后，认定是赵孟的真迹，遂说服文物局领导，加价二成，将卷册购回，由国家收藏。

    

    五十年代，徐邦达听北京琉璃厂经营书画文物的靳伯声说，曾任国民党吉林省政府主席的郑洞国，率部起义时，曾将一些价值极高的书画珍品，藏在一个小皮箱中。皮箱中的珍品就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出文物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珍品中有唐代人临摹的《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万岁通天”是武则天的一个年号。据史载：武则天曾传问晋代大书法家、一代书圣王羲之后人王方庆有无王羲之手迹，王方庆遂向宫进帖10卷。此外，还有五代后唐画家胡环的《卓歇图》，五代杰出书法家杨凝式的《夏热帖》，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太白山图》卷等共5件。

    

    民国成立十数年后，溥仪预感到紫禁城不可能成为久居之所。他请来宫中遗老，对宫中所藏文物字画清点核查，打上宣统御览之印，悄悄将其中1200余件书画卷册，带出紫禁城。先是藏于溥杰家，后又带到日本人卵翼下的伪“满洲国”“都城”——长春。

    

    1945年春夏之交，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溥仪仓皇出逃，“宫中”一片混乱，许多文物字画就此散落民间，不知去向。

    

    翌年，国民党军进驻东北。郑洞国来到长春，他很喜欢字画，于是请来靳伯声为其代为收购。靳于此间为郑购了不少珍品。

    

    为了征集书画珍品正日夜奔波的徐邦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极有价值的线索。他开始追踪探访，得知1948年10月，郑洞国率部起义前，装有5件珍品的皮箱，始终带在身边。直到起义与解放军接洽时，才将皮箱交给负责接收的解放军部队。当时说是代管，但事后再无人提及此事。徐邦达了解到这些情况，立即通过有关人士查访当年负责接收的部队，终于在那个部队存放文件的保险柜中，找到了那只皮箱。

    

    可打开皮箱一看，5件珍品只剩下两件，另外3件去向不明。徐邦达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千方百计穷究线索，几经辗转，终于又找到了另两件。

    

    就这样，短短数年，徐邦达不辞辛苦，悉心查访，经发掘和抢救，绘画馆就汇集了3000多件“失散重聚”的珍品。

    

    为救国宝，徐邦达“蛮横”挤占夫人的机会，面见李瑞环陈言

    

    九十年代以来，许多文物被送上了拍卖市场。徐先生对此忧心忡忡，他担心文物珍品通过这一渠道流出国门。因而，他不顾年事已高，总是倾尽全力保护着国宝，不使它们流出国门。

    

    一次，徐先生得知自己极其珍视的、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墨竹《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徐夫人滕芳女士正好因住房问题要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她想让徐先生同她一道去，徐先生说自己没有什么事，就不去了，但希望夫人跟李主席谈谈购买《高呼与可》的意义。

    

    滕女士深知徐先生向来把国事看得比家事重，却故意开玩笑说：“我不谈。第一，我不是故宫人；第二，我不是徐邦达，不懂书画鉴定。要谈，你明天同我一起去谈。”徐先生默不作声回自己卧室就寝了。

    

    躺在床上的徐先生，却无法合眼，半夜起身去敲夫人卧室的门，一边敲一边说，“我睡不着，我想明天还是和你一起去。但我求求你，明天去时不要谈住房的事了，谈《高呼与可》的事。你给故宫做件好事，我谢谢你了。”

    

    第二天到李瑞环主席处，徐先生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事，他说：“建国初期，国家经济比现在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李瑞环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

    

    从李瑞环那儿出来，徐先生异常兴奋，拉着夫人说：“走，到昆仑饭店上海茶馆吃包子去。”滕芳嗔怪道：“应该由故宫请客。”

    

    这个被称为“国宝护神”的老人，为国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不下三四万件，而他自己家中除了自己的画作和仿真的古书画，几乎没有古董文物。谈到这一点，老人这样回答：“作为鉴定家，既然姓了‘公’，就不作个人收藏家。”

    

    这个姓了“公”的鉴定家，“文革”结束从干校重返紫禁城，丢下锄头首先想到的还是利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鉴考征集古书画作品。这时的徐先生已届古稀，可他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带领杨新(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一批中青年助手，跑遍了全国80％以上的省、市、区的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商店，对所藏古书画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

    

    此次考察车马劳顿，耗时五六年，行程数万里，鉴定书画作品约四万件左右，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确实太辛苦了。考察中，在青岛博物馆的次等文物堆中，发现了国家级珍品唐代临摹的怀素《食鱼帖》；在云南博物馆的参考品中发现了宋代画家郭熙的《溪山行旅图》中轴，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等稀世画作。如若不是徐先生慧眼识之，这些稀世国宝的命运恐怕不是至今还压在箱底就是被随意处理了。

    

    画艺、书艺原是“养在深闺人不识”，一朝出“闺”天下惊

    

    1991年4月3日，台湾清韵艺术中心，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徐邦达画展在这里开幕。老先生清雅峻爽、功力深厚的山水画令台岛书画界为之倾倒。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副院长江兆申以及其他书画界知名人士纷纷观看了画展。

    

    令人感慨的是，此次画展距徐先生第一次画展，竟相隔了50年——半个世纪。

    

    徐先生画展在台湾引起轰动的消息传至内地，许多人都盼着能一睹他笔下风光。

    

    1997年7月6日，徐邦达书画展在南京金陵艺术馆开幕，书画界终于可以大饱眼福了。

    

    前来参加开幕式的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以及书画界人士都大吃一惊，这么精彩的艺术，以往竟然不知。平日里，大家只知老先生是享誉海内外、一言九鼎的大鉴定家，却不知他也是丹青圣手和诗人。展览中的书法作品以及画中题款大都为老先生自己的诗作。

    

    徐邦达因书画之缘而鉴定，因鉴定而每日里与书画耳鬓厮磨。他做了国家的鉴定师，为了集中精力，为国家收集、鉴别大量的书画名迹，这个当年名噪江南的画家，数十年来未曾动笔创作书画。令人遗憾之余又非常感动。直到八十年代初，在他的学生、至交的一再怂恿下，徐先生才重拾画笔，人们也才有幸欣赏他的书画艺术。

    

    对于古迹名作，徐先生还具有摹以乱真的本领，这是他30岁以前的事了。现存加拿大的摹本奚冈《松溪高逸图》是他18岁时所临，现存新加坡的张中《芙蓉鸳鸯图》是他24岁时所临。这两幅画作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风尘，那陈旧的面孔，令行家一眼望去竟觉真迹一般毫无二致。

    

    徐先生的书法，同他的绘画一样，博采众长，舒缓而有节律，不弱不霸，沉稳自若。他的书法，典雅中和间透着清劲俊逸，如他的画，也如他的人。

    

    已过米寿的老先生，从事书画创作和鉴别研究，已有70多个春秋，成就卓著，声名远播海内外。然而，他却常说：“鉴赏古迹也罢，创作书画也罢，越深入就越觉难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我还没有学好呢!”

 

        　　举凡为人称之大家者，往往学识渊博，基础深厚。而时有何为何掩之说，如书为画掩，印为书掩，如此等等。这既是赞扬一方面成就之高，另一方面更是暗示所掩一方成就亦高，不容忽视。徐邦达先生久以书画之辨真识伪名于世，宇内同称，然其书画所识之者少，即为鉴赏之名所掩。有弟子萧平赞徐先生有“四绝”，实不为过。所谓“四绝”者，乃于鉴赏之外，诗、书、画又三绝也。徐先生十余岁即染指绘事，从学于吴门李醉石，后入海上吴湖帆之门。先生早期所学从摹古入手，乃是承继传统之画学方法。今之所见，有临奚冈之《松溪高逸图》，摹张中之《芙蓉鸳鸯图》，以及写陈洪绶之《仕女》、改琦之《芳林秋思》等。此种模写之作，几可乱真，可见先生早年之功底。先生平生看画多于写画，故眼高思远，出手即与古法相合，又能自出新意，不为古法所囿。先生钟爱“元四家”，又独嗜“四王”。先生于“四王”之画历中，辨识模古出新之意义，并为自己所参照。“四王”承继董思翁，“血战宋元”，以求文人画正脉之延续。故先生之画以宋元笔法，运自家丘壑，并泽以唐人气韵。高古深厚，雅逸清醇。先生所画多传统意趣，如《江山无尽》、《云峦秋色》、《丹林深壑》，其布局注重龙脉开合，溪有源头，水有出处，无处不在画理之中。既反映传统功力，又表现生活基础。先生作画如为人，处处悉心为之，从不懈怠，此为先生严谨画风之根基。

        　　与此种摹古之作相比，先生另一类写生之作，则别具新意。如所写闽中之老榕，金陵之燕子矶，全为眼中之生活，可居可游，生机勃勃，将古典美学推向一个新领域。此种真景之写照，能优于法度之外，又得于其中，实难为常人所能，先生往往融古通今，保持一贯作风。先生所画中锋用笔，圆浑深厚，老辣而不枯燥，劲健而不张狂。先生善于用色，得王石谷之正传。虽几片淡色，然到处流光溢彩，又不沾俗字。

        　　先生之书法以苏（轼）、米（芾）为基，旁及董其昌，风神典雅，气局舒缓。书中“徐体”，结构平实中庸，行笔张驰有度，尽显当代文人书法之风范。所写凡唐宋诗词或自作，皆表心意，同画如出一辙。而题于画上，乃书画合一，互为映发。先生之诗词，取法宋元，严守格律，风格平淡天真，有感而发。如题自画之《钟山图》：“六朝旧事总悠悠，钟阜晴山拄颊收。莫夸龙蟠与虎踞，换来新纪傲千秋。”

           先生字孚伊，号李庵、心远生，晚号蠖叟。浙江海宁人。一九一一年生于上海。自一九五二年入故宫任书画鉴定之职，四十余年，云烟过眼，去伪存真，著作等身，书画传世。先生之成就，诗书画三绝一体，相得益彰，更得鉴赏之绝相助，方蔚为大观。世纪之内有此高品，恐为最后之晚唱。

 

连春节的聚会都有人和我提到郭德刚了，让我切身感受到德刚先生真的火了。这些天德刚的曝光率也高了，上了很多的节目。主体都是讨论相声回归剧场的。其中也有很多老先生对德刚先生提出了种种建议，总的来说还是很中肯的。我曾在华生天桥时期和德云社的诸位先生朋友们过从甚密，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德刚效应应该放大

 

梨园春效应震撼了全国，谁说戏曲不景气？看看梨园春，戏曲艺术，电视，商业运作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可以说，梨园春已经由节目做成了品牌，由品牌做成了产业。德刚现在也火了，可以看到德刚的火也从某种意义上带动了相声的火。前不久听闻一个好消息，甚是欣喜，德云社要涉足鼓曲了，大好事！！

现在德刚的忠实听众很多，据说有几千人，挺好。但目前这些人大部分还都是钢丝，这还不够。我希望这些朋友在德刚效应的带动下都能成为相声丝，曲艺丝，戏曲丝。多少人因为侯宝林刘文亨的相声才喜欢的京剧？这就是效应。现在德刚效应借助网络的神奇应该能够有更大的释放空间。

 

老娘总说，我如今如此酷爱戏曲曲艺是姥姥影响的，呵呵，我觉得说得挺有道理

的。姥姥听了几十年的戏，特别酷爱评剧。当年门头沟因为煤矿繁盛一时，很多

艺人来京西献艺，姥姥得以目睹了诸如喜彩莲，小白玉霜，花淑兰，鲜灵霞等老

先生的演出，看了很多如今已经绝迹舞台的戏。以至于电视上只要演评剧姥姥看

一眼便可知他什么戏了。还能说出某一个演员所踪的风格。关于演员的风格姥姥

有自己的划分方法，北京的，天津的，东北的，嘿嘿。可最近几年，姥姥嘴里却

出现了一个新的风格：改革评剧。我平时很少看电视，为了姥姥所说的改革评剧

特意看了看才明白。所谓的改革评剧介于评剧和歌曲之间，说它是歌吧，又多少

有那么点评剧味。别说姥姥了我都接受不了。
其实，又何止一个改革评剧呢？我们的传统表演艺术形式如今都在进行着不同程

度的改革。音乐评书，FLASH相声，今天又听说一个爵士曲艺，一个个新名词不

断涌现。以至于有人说如今的改革是大势所趋，顺其者倡，逆其者亡，呵呵，听

着还真恐怖。
那么该不该改革呢？古人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是应当的，是势

在必行的。纵观我们的戏曲曲艺艺术发展过程共涌现的大师们，没有一个不是改

革家的。谭鑫培，梅兰芳，刘宝全。。。。。。比比皆是。正是通过几百年来一

代一代的艺人和其他改革者的努力，才有我们的戏曲曲艺艺术取得的一次又一次

的飞跃。没有王瑶卿梅兰芳的改革创造就没有花衫这个行当；没有刘宝全白云鹏

等大师们的改革创造如今我们就不会听到京韵大鼓。没有成兆才先生的改革也就

没有如今的评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问题就在于怎么个改法。前不久一个年轻的相声演员给了我一个改革的原则：死

继承，活发展。这六个字说得非常之到位。当今之改革，发展是不缺的，一个个

“艺术家”们一个比一个胆子大。令人不得不佩服。今年大年初三的湖广会馆是天

津曲艺专场。北京的曲艺迷很多都去捧场。有谁知赶上了一场改革派的演出，最

离谱的是韩梅，返场反串白派，拿着话筒唱，她唱一句让观众唱一句，俨然一个

京韵卡拉OK。令喜欢曲艺的观众十分反感。反正我是这个感觉。初四到家就看到

韩梅老师的另一则报道（附于文后），我的反感也随之升级为厌恶。我们不反对

改革，也不反对发展。但是改革不应该肆无忌惮的胡改乱改。的确，当今的戏曲

曲艺确实不大景气，不景气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今国民的崇洋媚外的

心态。这导致了占主流的年轻人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感兴趣甚至厌恶。只要是外

来的就会受到追捧。由于这种社会现状，我们的从业人员开始了改革的探索，这

么做的初衷无可厚非，有些改革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我们的改革更多的

还是“韩梅”，生硬的把我们的传统表演艺术加入了其他表演形式的元素。他们的

理由是，因为观众听不懂所以这么改。那么好，按他们这个改法观众就可以听懂

了？恐怕不是吧。因为他们在改的是形式，而观众听不懂的恰恰是内容。更何况

形式的改革只是模仿，它的结果只能是失败。现在戏曲曲艺还是有很多忠实的爱

好者的。但如果以后的戏曲曲艺都是改革式的恐怕这部分人也会失去。一个四不

像的东西不但不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喜欢，就是原本喜欢这四样的朋友也会厌恶，

这样的改革，何苦呢？

 

 

 

 

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爆竹，欢乐地活蹦乱跳，这时，屋内是通明的灯火，庭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了最高潮。历代的诗人墨客总是以最美好的诗句，赞颂新年的来临。王安石的《元日》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人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描绘了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盛大的喜庆情景，清代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一书中，对当时除夕爆竹作了如下记载："除夕之次，子夜相交，门外宝炬争辉，玉珂竞响．而爆竹如击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不停。"《红楼梦》中也有描绘："院子内安下屏架，将烟火设吊齐备，这烟火俱系各处进贡之物，虽不甚大．却极精致．各色故事俱全，夹着各色的花炮。说话之间．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许多'满天星'、'九龙入云'、'平地一声雷'、'飞天十响'之类的零星小炮仗。"从这也可以看到旧时新春燃放烟花的盛况。

爆竹声响是辞旧迎新的标志、喜庆心情的流露。经商人家．放爆竹还有另一番意义：他们在除夕之夜大放炮仗是为了新的一年大发大利。不过，据旧习认为，敬财神要争先，放爆竹要殿后。传说，要想发大财者，炮仗要响到最后才算心诚。旧时，从春节子夜开财门起，就有送财神的，手拿着一张纸印的财神在门外嚷着："送财神爷的来啦！"这时屋里的主人，为了表示欢迎财神，便拿赏钱给来人，送财神的口中，当然总免不了要说些吉利话。例如："金银财宝滚进来"啦！"左边有对金狮子，右边有对金凤凰"啦！等等之类的口彩。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装扮成财神爷的模样，身穿红袍，头戴纱帽，嘴上挂着假胡子，身上背着一个收钱的黄布袋，后面跟着几个敲锣打鼓的，挨家挨户地去散发财神爷像，以便讨赏钱。每到人家门口，就唱起："左厢堆满金银库，右边财宝满屋堆。"一大堆讨吉利的话，不绝于口，直到主人欢喜地接过那张红纸财神爷像，给他们些钱，扮财神的这些人，连声道谢之后，就起劲地敲打一阵，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转到别家去了。

 

眨眼间，我的戏曲曲艺协会已经解散了一年了。今天随意的翻看手里的文字资料意外看到了社团建立之初友人绘制的招生海报，不由得心潮迭起，浮想联翩。

大学军训的时候我登台表演了自己常演的节目绕口令，反响强烈。其实这是我小学时候学会的节目，从小学到大学演了很多场次，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演出后的当晚几个同学向我提出了创建社团的建议，当时的我觉得这是施展自己的才华和能力的好机会，回校之后便着手于此，那时候万万不会想到我的这个决定将影响我的人生。

经过一年的努力，协会在02年正式建立起来，初次招新得会员近百人。那时甚是欣喜，有使不完的力气。跑京剧院，联系戏曲学院，结交京剧曲艺界的朋友，在校广播台创建戏曲栏目。。。。。搭进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慢慢的活动一个个的搞起来了。讲座，演出，参观，票房，慢慢的北工大戏曲曲艺协会开始在高校中小有名气。03年初开始策划北京高校京剧知识大赛，耗尽了心血。03年三四月的北京在非典已经开始肆虐，4月18日下午，距离比赛三天的时候，团委老师的一个电话如当头一棒，将我一下打晕了。准备了几个月的活动就这样没有成型。成为我大学中最大的遗憾之一。

非典之后，我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曲艺，北工大曲艺票房成为北京高校届的第一个曲艺票房。每两周一次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律宁王月波李菁徐亮等哥哥们的参与促进了参与的朋友们水平的提高。但好景不长，大四的学业压力让人难以抗拒，在苦撑了一段时间之后，票房暂停，协会解散。

北京工业大学戏曲曲艺协会只搞了两年，对于振兴戏曲曲艺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他留下的可能只是参与者多年以后的美好回忆，但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一生永难忘怀的记忆。毕竟他是我用心血浇灌的一株小草。

罗蕙兰－－（艺名玉芙蓉）女，1933年7月出生，北京市人。一级演员。

1952年拜京剧大师梅兰芳为师，工梅派青衣、花衫。1951年开始与马

连良、谭富英、裘盛戎、李多奎、马富禄等人合作，演出了《大探二》

、《打渔杀家》、《六月雪》、《法门寺》、《审头刺汤》、《三娘教

子》等大批传统剧目。1953年参加由贺龙元帅为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

届赴朝鲜演出团。1965年始，塑造了阿庆嫂等艺术形象。1994年获河

北省首届浇花奖。1995年被’95全国中老年戏曲汇演组委会聘为艺术

顾问，演出的《生死恨》获此次汇演特等奖。

 

    “口剑腹蜜”， 自己创造了一个成语，不是闲来无事而是有感而发。一个大学同学，在我危难之时落井下石，致使我赋闲数月，每日聆听父母教诲亲人埋怨，可说度日如年．毕业之后删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发誓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总想＂有朝犯在我的手，打他一锏我还要问一声＂，可自己最了解自己，不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但不打算来往了确实下定了决心。前些时正在朋友家做客，这个同学加我的QQ，我选择了拒绝。今天刚从姥姥家进门就接到了此公的电话。不得不佩服人家，比我老和多了，寒暄过后，亮出底牌，求我帮忙。好汉子怕掉个，如果我是他我是绝然没有这个勇气和脸皮的，呵呵。但有一点很关键，人家很了解我。了解我是多么好面子。果然，我答应了他。人都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可我呢？当初的决心呢？唉。。。。。。

   难道我这么高尚？有容人之量？懂得以德报怨？虽自幼接受了很多这样的教育（从戏曲和曲艺）但我还不敢如此看待自己。

   想来想去，自己还是受到了姥姥和老娘的遗传，刀子嘴豆腐心，说句文言吧----口剑腹蜜。

      沈福存，重庆人，1935年生，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重庆川剧院院长、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之父。国家第一批一级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剧协会员、重庆市剧协常务理事、现任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研究会”委员。

　　沈福存是一位具有卓越建树的艺术家，他横跨小生、旦角、老生三个不同行当、不同性别的领域，著名戏剧家、评论家马少波看了他的演出后，即兴挥笔“梨园翘楚”相赠。

　　沈福存的艺术风格，在吸取各大流派精华的同时，坚持走自己的革新之路，在长期舞台实践中形成自己刚健柔美俏丽清新的艺术风格，在京剧界具有较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他培养的学生都是全国艺术尖子，如两度“梅花奖”得主沈铁梅、国家一级演员程联群、四川省十佳演员李晓兰等。

　　沈福存主要剧目

　　《武家坡》、《凤还巢》、《三娘教子》、《锁麟囊》、《御碑亭》、《红娘》、《玉堂春》、《状元媒》、《望江亭》、《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闯王旗》等。

　　我69岁了，但我没有退休

　　近日，记者采访了刚刚过完69岁生日的沈福存老先生。

　　“我69岁了，从1948年学京剧算起，到现在已经唱了56年京剧了，我到现在还没有退休哩！”

　　沈老先生很风趣。

　　的确如此，据票友说，沈老先生过去演出，观众排队买票都不一定看得到他的戏，现在也一样。

　　接着，他拿出一叠照片摆在记者面前，这是各种各样的京剧人物剧照，有小生、旦角、老生等各个造型。《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媚眼如丝、缠绵悱恻，《苏三起解》里的苏三娇媚羞怯、稚气可掬，《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大义凛然、一身正气，《闯王旗》里的李自成豪气冲天、刚毅坚强……

　　这都是同一个人吗？沈老微笑默认。

　　“我可以同时唱小生、旦角和老生，而且在不同性别的塑造上均能挂头牌呢！”沈老说。

　　一些沈老的忠实票友告诉记者，沈老演的女人一点看不出是男人，他的一个眼神、一句唱腔、一个手势，都能激起热烈叫好。

　　前不久，沈老到北京演出《玉堂春》，就一句8个字的唱腔：“十六岁开怀是那娃———”不到两分钟的戏，竟然听到台下叫了六个好！

　　最爱青衣

　　56年前，沈福存老先生在家人的影响下，开始学京剧，1956年，在“四川省青少年戏曲调演”中，以一出《罗成叫关》获得表演二等奖和剧目演出奖。这虽然是他几十年京剧生涯获得的众多荣誉中并不起眼的一个奖项，但沈老先生却对它念念不忘。也许，每个人都有“第一次情结”，沈老也不例外。

　　因为喜爱青衣，沈福存刻苦研究“梅、程、尚、荀”四大名旦及“张”派的代表剧目和演唱艺术，并向名票请教。那时时兴拜码头，但沈福存从来没有拜过。为啥？“我忙呀，天天演出，累都累不过来，哪有心思拜码头？有点时间都用来保护嗓子，唱戏最怕嗓子哑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沈福存成功地演出了梅派剧目《武家坡》、《凤还巢》、《三娘教子》，程派剧目《锁麟囊》，尚派举目《御碑亭》，荀派剧目《红娘》，张派剧目《玉堂春》、《状元媒》、《望江亭》等，名噪西南。

　　我的戏最大特点是有时代气息

　　后来在“文革“中，诸多原因使沈老暂别一生热爱的青衣，但天生无法离开京剧、离开舞台的沈老割舍不下他的艺术，他改唱老生，仍然轰动一时。《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闯王旗》等戏中他都扮演主角。

　　“我也受了很多委屈，但我很看得开，只要观众满意，我就高兴，所有的委屈都在掌声中化解了。”沈老很豁达，对坎坷的岁月，他微笑着一笔带过。

　　1978年恢复传统戏后，沈福存又回到青衣本行，他开始视青衣表演艺术为一门科学，按照时代步伐的审美要求，大胆进行探索和革新。

　　沈老告诉记者：“我的戏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时代气息。从前，看戏实际上是听戏，说看戏会被人瞧不起的。那些文绉绉的秀才、文人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晕味儿，听到好唱腔时才叫一声好。现在时代不同了，既有收音机，还有电影电视，除了唱，还着重表演。我的戏就比较讲究声、色、艺，打破了常规。”

　　拿《玉堂春》来说，他去掉了“嫖院”中不必要的场次，重点丰富“监会”、“团员”两场戏，他通过那些传情会意的眼神、手势、身段、水袖，把苏三的娇媚、羞怯甚至有些稚气的特点都表现出来了，让人感到苏三的真挚、纯真，让人唏嘘、同情。

　　在《春秋配》中，他突破传统以唱工为主的形式，不拘于演唱上的一腔一式，对剧情、人物作出新的处理，使这出戏的演唱和表演别具一格。《春秋配》被制成VCD全国发行。

　　业余爱好还是京剧

　　56年了，一直唱京剧，到现在还在唱，难道没有倦怠过吗？还有别的爱好吗？记者问沈老。

　　“没有。我是个戏痴，一生最爱就是京剧了。我的业余爱好也是它。”记者没有想到沈老回答得这样快。

　　“我是走路也在背戏，乘车也在背戏，连外出旅游，满脑子都是戏。熟能生巧嘛，天分再好，哪怕是个天才，也得后天勤奋才行。我常常告戒我的学生，就算是枚象牙，不努力，充其量是一个象牙饭桶。我们不要当象牙饭桶，我们要当象牙上刻着精美图案的艺术品。”

　　沈老有个特点，模仿能力极强。他平时最爱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小孩、女人、夫妻……然后琢磨他（她）的动作、眼神，运用到戏中。

　　“我背戏的时候，脑海里就是动作姿势，戏背完了，动作也一下就出来了。”沈老说。

　　家人好是我最大的心愿

　　和许多长辈一样，在孙辈面前，他是一位和蔼慈祥的长者。但在学生面前，他又是一位严格的老师。“我见到好苗子就高兴，我教的学生在全国都拿了大奖。”沈老很骄傲。

　　提到沈老的学生就不能不提到沈铁梅。“铁梅小时候学戏，我是逐字逐句地审，她小时候没少挨我的板子。她的《金子》，我也是从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帮她锤炼。”

　　“后来，铁梅拜另一位川剧大师为师，我送给她的座右铭是：尊重老师，团结同学，刻苦锻炼。让我欣慰的是，铁梅的确这样做了。”

　　提起自己的家庭，沈老的眼神里有一种幸福的光芒。

 

     “我是一个幸福的老人，我的女儿个个孝顺，爱人心地善良。我和爱人结婚39年了，她那时在市中区川剧团唱川剧。我和她共同抚育了三个女儿。大女儿铁梅的事业正步入辉煌期，另外两个女儿也有各自的事业，我都很支持她们。”

　　“虽然，因为地利的原因，我的事业还有一点点遗憾，但是，愿望归愿望，现实是现实，我不能太贪心。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家人好！”

　　真想把他抛起来

　　京剧名家富连成科班第六代传人茹元俊先生说：看完沈先生的戏，观众那种情绪呀，要是他是踢足球的，早就把他抛起来了。

　　他那一出《春秋配》“砍柴”，我没有见过像他那样表演的。这样一出很普通的戏，实际上就是咱们旦角的“歇功戏”，表演表演也就完了那么一出戏，可他这四句原板一唱哇，嗓子里面就像灌了蜜，扮相那么娇嫩、那么俊，唱法融合了梅派、程派、荀派、尚派几大特点，让你只能跺着脚欢迎。

　　很多戏，沈先生都和生活结合了。比如他的《武家坡》，当演到薛平贵给王宝钏跪下认错时，王赶紧上前用手将薛平贵扶起来。这里边有一个很小的动作，在搀扶的同时，他用水袖掸掸土。这么一个细微的动作，台下马上就有反映。这个就是生活。我们看过很多《武家坡》，都没有这个。

　　我觉得这是沈先生对艺术的追求和执着，他在生活中的体验和舞台一结合，对京剧的向前推进，做了突破性的贡献